癌症驱动因素拦截：真正的主动应对从这里开始

降低癌症风险并非完全被动的过程：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癌症驱动因素拦截来降低罹患肿瘤的风险，即在侵袭性疾病形成之前的任何时间点，通过作用于其驱动因素来中断癌变过程。让我们来了解什么是癌症驱动因素，以及如何在癌症被确认之前很早就将其拦截。

人们在治疗甚至治愈癌症方面困难重重。这可以理解；然而，如果没有主动干预，癌症永远无法得到控制。

在大众的印象中，这意味着避免危险因素（如烟草烟雾），以免发生疾病（如肺癌），并参加能够尽早识别癌症的筛查项目。

然而，早期识别可以减少癌症导致的死亡，却无法阻断癌症的发生。此外，初级风险控制（即旨在降低酒精、不健康饮食、辐射以及前面提到的烟草烟雾等一般性外部危险因素的干预措施）常被视为一种需要克制的被动方法（戒烟、戒酒、忌口某些食物，等等）。

此外，人们越来越多地寻求能够回应对癌症的担忧的健康信息。这意味着，减少癌症死亡（即早期识别的目标）并不总是人们关注的重点，他们有时只是自发地想要采取行动，而不是对这种疾病无所作为。

癌症驱动因素拦截正是对这一需求以及上文所说的“然而”的回答。

癌症的发展可持续数十年

癌症源于正常细胞向癌细胞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在这一阶段（即所谓的前驱期），人们看似健康，完全没有症状，但有多种因素正在积极推动这一转变过程。其中一些因素是可干预的；也就是说，可以对它们采取行动，以对抗癌症风险。

癌症驱动因素拦截，就是通过作用于这些驱动因素，在侵袭性癌症形成之前的任何时间点中断癌变过程。

此外，可干预的癌症驱动因素一经拦截，就可以加以监测，让人们不仅能获知癌症前驱期的进展，还能了解为对抗这些因素而采取的策略（例如以药物降低癌症风险，即使用药物、维生素或其他制剂来降低癌症发生风险）的效果。

中断癌变：心血管疾病拦截铺就的道路

这种方法在心血管疾病（CVD）方面已得到很好的落实。事实上，心血管疾病可以通过降低其风险的药物（如降压药或降胆固醇药物）加以拦截。

心血管疾病拦截这一理念已被广泛接受。对患有严重高血压或III/IV级心力衰竭的高风险患者使用降压药，对既往有心肌梗死且低密度脂蛋白（LDL）胆固醇很高的患者使用他汀类药物，对既往有心肌梗死或中风的患者使用阿司匹林，是该领域最早的成功案例。这些策略曾是晚期疾病的有效疗法，如今都已成为心血管疾病风险管理的标准。

同样，癌症的发展可以通过降低风险的药物加以拦截。对曾吸烟者所患肺癌有活性的降险物质，其应用正是这种新的主动方法如何在晚期疾病出现于临床之前应对癌症的典型例子。

然而，迄今为止，癌症拦截的理念一直难以推广，即使在倾向于为自身健康尝试主动干预的受过教育的人群中也是如此。坚持以降低风险为基础的方法（例如使用有效的乳腺癌降险药物）将会遇到困难。

一个被提出的障碍是毒性作用的风险，例如非甾体抗炎药（NSAIDs，如塞来昔布）用于拦截结直肠肿瘤形成时所产生的不良心血管事件。然而，较低的基线心血管疾病风险或C反应蛋白水平（公认的炎症标志物）可消除这一风险，同时也凸显了更加个体化的癌症拦截的重要性。

有意思的是，使用降压药来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同样伴随毒性风险。人们对这一风险的普遍接受，凸显了弥合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教育与癌症风险降低教育之间差距的必要性。

对癌症拦截理念存在抵触的另一个被提出的原因是：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针对的是众所周知、可测量的状况（如高血压和高胆固醇水平），可以通过跟踪这些状况来评估治疗效果，而可干预的癌症驱动因素和前驱状况在普通人群中则鲜为人知。

其实，癌症方面也至少有一个可干预、可测量的状况的良好例子：先于结直肠癌出现的结直肠腺瘤。阿司匹林可以减少其数量，并已被证明能降低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此外，通过手术控制结直肠腺瘤也可以降低癌症风险和死亡率。

总之，得益于癌症驱动因素拦截，人们可以定期接受检测，以评估癌症风险并监测旨在降低风险的治疗的效果，就像定期做胆固醇检查以评估降胆固醇治疗效果的人那样。

癌症拦截的必要性

癌症是主要死因之一。2020年，全球近1000万人死于癌症。肺癌、结直肠癌、肝癌、胃癌和乳腺癌占这些死亡的一半，而不幸的是，新增病例十分常见。新增病例中，乳腺癌为226万例，肺癌为221万例，结直肠癌为193万例，前列腺癌为141万例，皮肤癌（非黑色素瘤）为120万例，胃癌为109万例。

在过去40年里，当降低风险的举措推动心脏病死亡率稳步下降的同时，癌症在美国许多州成为首要死因。1999年，在所有州，经年龄标准化的心脏病死亡率仍高于癌症，但到2016年，有19个州出现了相反的情况。

“年龄是最重要的癌症危险因素之一，而世界人口正在老龄化，进入易患癌症的年龄。此外，治疗的进步延长了癌症患者的寿命，但幸存者的癌症风险更高”，Giuseppe Mucci，Bioscience Institute首席执行官解释道。该公司在全球设有多家机构，业务涵盖用于评估无症状人群真实健康状况的生物分子工具。“只有采取疾病治疗与癌症拦截并重的方法，才能缓解这一不断加重的癌症负担。后一条路径更具成本效益，人力代价更小，并将进一步减轻癌症对公共卫生和福祉的负担。”

Mucci总结说：“如今，我们可以把关注重点从早期识别癌症和降低一般性外部危险因素，转向可干预的癌症驱动因素拦截。我们知道，正如可以监测高血压、高甘油三酯血症、肥胖以及其他驱动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危险因素一样，癌症驱动因素同样是可测量的。”

什么是癌症驱动因素？

在癌症驱动因素中，基因组不稳定性是促进癌变的首要生理状况。

我们都知道，基因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决定癌症风险。它们决定了对该疾病的遗传易感性。此外，一些癌症危险因素与促使正常细胞转变为癌细胞的突变积累有关。积累了此类突变的细胞在遗传上不稳定，而基因组不稳定性是癌症前驱期的一个特征。

其他重要的癌症驱动因素（慢性炎症、免疫系统失衡和微生物群改变）为从癌前病变向恶性转变提供了有利环境。它们既可以促进基因组不稳定性，也可以使其持续存在，从而放大癌症风险。

炎症细胞可能产生活性氧（ROS）等分子，导致DNA损伤，进而引发突变。而免疫细胞失衡可能阻碍机体天然防御杀死癌细胞的能力。

此外，人体微生物群（即生活在机体内外表面的微生物群落）也可能发挥作用；有时，癌变与单一细菌种类的存在有关，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与微生物群失衡（即所谓的菌群失调）有关。

可干预的癌症驱动因素拦截与管理：Bioscience Institute的解决方案

Bioscience Institute提出了一套方案，从监测促进基因组不稳定性（癌症发生的首要驱动因素）的因素入手，实现可干预的癌症驱动因素拦截与管理。

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是分析参与维持基因组稳定性的基因序列，例如编码参与DNA损伤应答因子的基因。这些基因一旦发生突变，就会成为癌症驱动因素，其存在应促使对基因组不稳定性进行监测。

方案的第二步，可同时监测癌症的次要驱动因素：慢性低度炎症、免疫系统失衡和菌群失调。

针对每一种驱动因素状况，Bioscience Institute开发了以药物降低风险的治疗方案，通过这些方案，该方案将心血管疾病的主动干预模式转用于癌症驱动因素拦截，使人们能够在癌症发生之前采取行动，在健康个体中于疾病被确认之前很早就对抗疾病，并监测为阻止其发展而采取的生活方式及药物降险策略的效果。

如需了解更多关于Bioscience Institute癌症驱动因素拦截方案的信息，请访问Bioscience Institute网站，或随时通过info@bioinst.com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生物学家将为您解答问题，您无需承担任何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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